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老牌发达国家的联合，将使亚太成为未来十年(2015年~2025年)主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地区之一。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未来十年的年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7300亿美元。仅在东南亚，未来十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估计为2.5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交通，三分之一用于电力，其余三分之一用于供水与环境卫生、固体废物管理、电信与灌溉领域。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让亚洲成为基础设施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地区，无论是在短期、长期还是中期均提供了显著的增长机会。私人投资需求增长挑战犹在从历史上看，亚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除外)基础设施投资几乎完全由大型中央政府承担，极少有私营部门参与。这也意味着，若干亚洲发展中国家司法辖区的私人基础设施基金未见增长，因此也不存在创设投资体制(即适用的资产、税务及证券法律)以满足这些私人基础设施基金需求的相关需要。但是，我们看到亚洲多数基础设施市场正在逐步开放，而且公私合作日益被视为提供基础设施的有效途径。以上趋势带动基础设施专项基金在近期显著增长。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观察到，约有90只未上市的基础设施基金投资于亚洲，承诺资金合计为220亿美元。随着海外大型机构客户对于投资亚洲基础设施的意愿增长，承诺资金的笔数与金额预期将呈指数增长。相应地，亚洲发展中国家司法辖区被迫施行投资体制，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是，希望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大需求中获利的投资者仍然面临着若干监管、政治及制度挑战。具体而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改革以减少创办企业、获得批准以及执行合同过程中的延误;向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包括强化私人产权并减少腐败;确保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以及可预见性。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各级政府正在采取以上行动，可以预期，随着政府的持续改革，以上行动一定会鼓励私人投资。因此，基础设施投资者应该小心监测政治、监管及其他外生风险与机会，才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定。但是，上述监管问题并不适用于亚太的发达经济体，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及澳大利亚。在这些经济体中，基础设施投资不过是寻常之事，并且得到了功能完备的先进监管制度的支持，这一制度包括资产、证券及税收法律。这种情况使得律师在为该地区投资草拟法律文件时必须保持小心谨慎，相关协议有必要考虑长期内可能发生的潜在政治及监管变动。挑战与机遇各有不同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及东南亚这亚太四大重点市场的基础设施投资所面临的监管与政治挑战来看，各个市场的挑战与机遇各有不同。每个次区域及国家都浸淫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而这种历史文化氛围对监管的范围与性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国中国近85%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本国承担。据外国投资者报告，保护及鼓励国有企业及其他本土公司的产业政策是在中国投资面临的一种挑战。但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最近也开始引进外资，并宣布改革其监管体系。2013年，中国吸引了118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2014年，政府将多个已规划的基础设施项目向外国投资开放，包括铁路、天然气管道、电信及清洁能源项目。2015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对外国投资法律进行重大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一旦施行，将取消针对每个项目的外国投资的逐案审批，并允许外国投资进入任何行业，只要此类投资未列入负面清单，而且定期向政府报告。这应能增加投资机会，减少审批延误并且让外国投资者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竞技场上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目前中国正在草拟以上改革方案，并可能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将其付诸实施。政府还发布了一份定于2015年4月实施的指南，削减了上一版指南中的79个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印度过去十年，印度享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基础设施仍然严重不足，特别是在电力及交通行业。印度需要约1万亿美元投资，方能满足需求。印度对外国投资者充满吸引力，不仅因为其市场巨大而且在不断增长，更因为其能说英语的人数众多以及稳定的民主。但是，印度的商业环境传统上却缺乏吸引力。外国投资者面临着不可预见的法规、外国投资上限、项目审批漫长的延误而且难以获得土地权利。为顺利完成政府决策手续，可能会导致延误以及成本超支。此外，人所共知其法律制度中的纠纷解决极其缓慢，仲裁协议的执行也很困难。腐败也是一个令投资者忧心的问题。“透明国际”在其“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中将印度排在175个国家中的第85位。2007年~2012年，私营部门对印度基础设施的投资达2250亿美元。其中有许多项目遭遇了挫折。2013年，由于糟糕的投资业绩，曾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专门面向印度的基础设施基金的私募股权公司3i转让了其在该基金中所持有的权益。印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减少繁文缛节。2013年颁布的改革措施改善了公司的设立、治理及监管，而且新的土地征用法律应能加快征用过程。2015年年初，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称，政府“正在削减阻碍投资的多种审查许可。我们复杂的税收体系迫切需要改革，而我们业已启动此类改革”。对于考察印度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或计划进行以上投资的许多机构投资者及养老基金负责人而言，莫迪政府有利营商的改革议程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迹象，但其实际效果尚待各项举措的实施。澳大利亚就鼓励私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言，澳大利亚始终处于前列。它通过两条途径实现这一点。首先，澳大利亚联邦及州政府对许多基础设施实施私有化，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联邦一级于上世纪90年代对政府垄断的电信业务进行私有化，并且在州一级对电力、森林及港口资产进行私有化。其次，就成功利用公私合作交付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而言，澳大利亚也是领先者。这些项目包括收费公路、轨道车辆以及社会基础设施项目。随着多个州公布了私有化公用事业部门的方案，联邦政府公布了在中期内投入500亿澳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通过公私合作)的计划，上述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在短期及中期内大幅度促进基础设施行业的增长。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存在某些不利因素。昆士兰州(2015年)、新南威尔士州(2015年)以及维多利亚州(2014)最近的选举中的一个重大议题是对关键的国有基础设施资产的拟议私有化。在昆士兰州，执政党所拟议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议题是导致政府更替的关键因素。如往常一样，问题在于大众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担忧。这种担忧始终存在于澳大利亚市场之中，但是人们仍然普遍预期，政府将继续将私有化作为未来收入的重要来源。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对收入的普遍需要以及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投资的悠久历史。至少在短期内，鉴于潜在的政治余波，政府很有可能会慎重处理任何交易。从政治及监管角度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的市场，其国际信用等级达AAA，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高度复杂且按国际惯例进行监管。澳大利亚在世界银行的2013年营商便利度排名中列第11位，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列第9位。尽管澳大利亚的监管体系运转良好，但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者仍然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体制。在澳大利亚的一般外国投资体制下，联邦国库部长(依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行事)必须批准满足特定要求的投资，或者在某些敏感行业将“国家利益”作为审批的决定性标准。这种审批体系可能对外国投资者造成显著的延误(特别是对那些有外国政府参与的投资者)，并且不利于其参加与本土投标人竞争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国库部长对重要资产的决定常常高度政治化，因此存在某些否决是基于政治而非国家利益原因而作出的嫌疑。除了一般的审批体制外，澳大利亚还对外国人拥有某些重要基础设施资产规定了具体的限制条件与上限，包括对交通以及电信行业的某些基础设施资产。